2025年12月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进入倒计时，财政部已敲定五人候选名单，其中沃勒、鲍曼、哈塞特形成第一梯队，市场对新任主席的政策倾向高度关注。尽管热门候选人中不乏哈塞特这样曾呼吁“继续降息”的鸽派人物，且CME“美联储观察”显示12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89.6%，但华尔街机构与债市却普遍释放谨慎信号——高盛、野村等巨头均预测2026年累计降息幅度不超过50个基点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冲高至4.12%的五年高位。这种“主席更迭预期”与“利率保守预期”的背离，本质是经济韧性、通胀黏性与政策制约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，折射出市场对“高利率新常态”的理性认知。
市场对利率猛降的谨慎，首先源于对新任主席政策自由度的清醒判断——即便鸽派候选人当选，也难以突破美联储的政策惯性与客观约束，激进降息的概率极低。
从候选人政策倾向看，所谓“鸽派”实则多为“谨慎鸽”。热门人选沃勒虽2025年率先呼吁降息，但始终强调“需密切跟踪数据，反对激进调整”，其主张与当前美联储“数据依赖型”路径高度契合;鲍曼作为改革派，更关注缩表与银行资本规则优化，曾明确表示“降息需以通胀持续回落为前提”;即便最受特朗普青睐的哈塞特，近期也修正立场称“公布未来6个月利率承诺是不负责任的”，暗示不会贸然启动大幅降息。更关键的是，美联储独立性仍是核心底线，哈塞特因与政府关联紧密引发的“政治干预担忧”，反而可能促使其上任后更倾向于稳健操作以规避争议。
政策惯性同样形成制约。鲍威尔任期内已构建“渐进调整”的政策框架，2025年两次降息均以25个基点幅度推进，且FOMC点阵图始终显示“全年降息1-2次”的共识。历史数据显示，美联储主席更迭后首年政策转向幅度平均不超过30个基点，即便是2009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的危机时期，也未出现“猛降”操作。高盛指出，新任主席需用6-8个月完成团队磨合与政策评估，2026年上半年大概率延续当前节奏。
利率政策的核心锚点是经济基本面，而当前美国经济“强名义增长+弱就业”的分化格局，既不支持激进刺激，也为高利率提供了存续基础。
通胀黏性仍是最大“拦路虎”。尽管表面通胀有所回落，但TIPS国债隐含的未来十年盈亏平衡通胀率仍维持在2.3%，高于美联储2%的目标。11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4.2%，服务类通胀因薪资增长刚性仍处高位，核心PCE预计仍在2.5%以上。美联储前理事沃什警示，若过早大幅降息，可能重蹈2021年“通胀反弹”覆辙，这也是多数候选人不敢冒险的关键原因。
经济韧性与就业分化形成平衡。11月ADP就业减少3.2万个，创2023年3月以来最大降幅，看似显示经济疲软，但三季度GDP增速仍达2.9%，消费者支出环比增长0.6%，制造业PMI重回扩张区间。这种“就业弱但增长稳”的格局，使得美联储无需通过猛降利率刺激经济，只需小幅调整以缓解就业压力。野村证券在报告中明确指出，“就业市场的局部疲软不足以支撑连续大幅降息，2026年仅需两次25个基点降息即可对冲风险”。
财政压力进一步压缩降息空间。美国国债总额已超34万亿美元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.12%后，债务利息支出占GDP比重逼近2.5%。若明年利率猛降，可能导致美债吸引力下降，加剧日本等主要持有国的减持行为，形成“降息→外资撤离→收益率反弹”的恶性循环。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已在候选人面试中强调“政策需兼顾债务可持续性”，这成为制约降息幅度的重要考量。
相较于候选人的口头表态，市场资金的定价行为更能反映真实预期，当前利率期货与国债市场的表现，已明确传递出“不看好猛降”的信号。
利率期货定价显示降息幅度受限。CME数据显示，截至12月8日，市场对2026年1月累计降息50个基点的概率仅为21.8%，对年末联邦基金利率降至3%以下的概率不足10%。这与华尔街机构的预测高度一致：高盛预计明年将降息两次至3%-3.25%，野村则预测6月和9月各降25个基点，均远低于“猛降”的市场定义(通常指单次降50基点或全年降75基点以上)。
美债收益率曲线释放“高利率延续”信号。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近期冲高至4.12%，较2025年初上涨0.8个百分点，且收益率曲线陡峭化特征明显——2年期与10年期美债利差从倒挂100基点收窄至30基点，反映市场预期短期可能小幅降息，但长期利率仍将维持高位。摩根大通固定收益部门负责人指出，“4%以上的10年期收益率已消化‘明年降息有限’的预期，若出现猛降，收益率至少需回落至3.5%以下，当前市场显然不认可这种情景”。
风险资产表现同样佐证谨慎预期。科技股作为对利率最敏感的板块，近期并未因“主席更迭+降息预期”出现大幅上涨，纳斯达克100指数12月以来涨幅仅1.2%。机构资金流向显示，11月以来投资者向短期国债ETF净流入超200亿美元，向股票ETF净流出85亿美元，这种“现金为王”的策略，本质是对“高利率持续更久”的防御性布局。
市场并非完全排除“猛降”可能，但认为只有出现以下两类极端情景，才会打破当前谨慎节奏，而其发生概率均较低。
第一类是经济“硬着陆”风险爆发。若2026年一季度美国非农就业连续两月减少超10万人，核心PCE骤降至1.5%以下，或银行业出现系统性流动性危机，新任主席可能被迫启动紧急降息。但当前数据并不支持这种判断：美国商业银行准备金仍维持在2.8万亿美元的安全水平，居民储蓄率5.2%高于疫情前均值，经济缓冲能力较强。高盛将“硬着陆”概率从年初的25%下调至12%，认为“软着陆”仍是基准情景。
第二类是政治压力超预期升级。若特朗普为2026年中期选举强行施压美联储，要求大幅降息以刺激经济，且哈塞特等亲政府候选人当选后配合执行，可能出现超预期操作。但这种情景面临多重制约：美联储理事中仍有3名鸽派、4名鹰派和2名中间派，政策需经FOMC投票通过;且2021年“政治干预美联储”引发的市场动荡仍历历在目，新任主席或不愿重蹈覆辙。陶冬等分析师虽提示这种风险，但也承认“概率低于15%”。
美联储主席更迭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，并未动摇市场对“明年利率难猛降”的核心判断，根源在于“政策制约+经济韧性+通胀黏性”的三重逻辑闭环：候选人即便偏鸽也受限于央行独立性与政策惯性，难以激进转向;经济“增长稳、通胀黏”的格局削弱了猛降的必要性;美债收益率与利率期货的定价已提前消化“有限降息”预期。